那年冬天,我在公社修水库
我叫刘卫东,今年八十六了。前阵子孙子问我:“爷爷,你们年轻时候最苦的是哪年?”我没说苦,我说:“那是最有劲儿的年月。”

一、1958年,我十八岁
1958年秋天,村里敲锣打鼓,说咱们要并社了。七个村合成一个人民公社,名字起得响亮——红星人民公社。我爹是老党员,他跟我说:“卫东,这是毛主席指的路,把咱们这些散沙一样的农民捏成一块砖,才能盖起国家的大厦。”那时候我十八岁,刚娶了媳妇,家里三亩薄田。入社那天,我把地契交了上去,心里有点舍不得,但更多的是盼头——以前一家一户种地,旱了涝了只能认命,现在几千人一起干,啥事办不成?
公社成立了生产大队,大队下面分生产队,我们村是第三生产队。队长是退伍兵王大山,嗓门大,干活猛,他说:“咱们队要争先进,工分挣得多,年底分红就多!”那时候没人偷懒,因为地是集体的,粮是集体的,干多干少大家都看得见。
二、红旗渠,我一锹一镐干出来的
1960年冬天,公社下了命令:修红旗渠,引漳河水浇咱们这十年九旱的地。那真叫苦啊。零下十几度,天不亮就出工,扛着铁锹、镐头,走十几里山路到工地。吃的是玉米面窝头配咸菜,住的是临时搭的草棚子。但没人叫苦,为啥?因为大家都知道,渠修成了,咱们就能浇地了,就能多打粮了。
我是爆破组的,跟着技术员学放炮。有一次哑炮没响,我上去排除,差点把命搭上。队长骂我:“你小子不要命了?”我说:“渠修不成,咱村世世代代受穷,我这条命算啥?”
干了整整五年,红旗渠通了。那天,看着清哗哗的漳河水顺着渠道流进咱们的梯田,全村老小都哭了。毛主席说得对: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”没有公社把几千人组织起来,靠一家一户,这辈子也别想修成这条渠。
三、公社里的日子,有苦有甜
有人说公社是“大锅饭”,养懒汉。这话不对。我们那时候,工分是分等级的,壮劳力一天挣十分,妇女挣七分,半大小子挣五分。年底按工分分红,多劳多得,谁偷懒谁挨饿。公社里啥都有:大队办了小学,我两个儿子都在那儿上的学;公社办了卫生院,有个赤脚医生叫小刘,背个药箱走村串户,头疼脑热都能看;还有托儿所,妇女们下地干活,孩子有人带;敬老院里,无儿无女的老人有人管饭。
最热闹的是冬天农闲的时候,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,演样板戏,唱革命歌。我媳妇嗓门好,经常上台唱《白毛女》,台下掌声雷动。那时候精神头足,虽然吃得不好,但心里亮堂,觉得日子有奔头。
四、剪刀差,我们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
公社每年都要交公粮。最好的麦子、最好的玉米,先挑出来交给国家。有人不理解:“咱自己还不够吃呢,为啥要交这么多?”老支书给我们算账:“国家要搞工业化,要造拖拉机、造化肥、造飞机大炮,没钱没粮咋行?咱们农民勒紧裤腰带,支援国家建设,等工业搞起来了,反哺咱们农业,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”
那时候不懂啥叫“剪刀差”,就知道国家需要啥,咱就给啥。后来才知道,我们交的公粮、卖的农产品,价格低,国家拿这些钱去建鞍钢、建一汽、建大庆油田。我们公社还出过十几个青年去三线建设,修成昆铁路,再也没回来。
现在想想,那时候真是傻得可爱,但也真是纯粹。没有我们这一代农民的付出,哪有今天的高铁、大桥、飞船上天?
五、1978年,分田到户
1978年冬天,上面传来消息:要分田到户了。说实话,刚开始心里空落落的。干了二十年的集体,突然要各干各的,像分了家的兄弟,有点不是滋味。但政策下来了,咱得服从。
分田那天,我站在自家地头,看着那几亩薄田,想起这二十年:修水库、开梯田、种试验田……每一寸土地都洒过我们的汗水。公社没了,但公社干成的事还在——那些水库还在灌溉,那些梯田还在产粮,那些学校还在教书,那些赤脚医生还在看病。
六、今天,我想说几句心里话
现在孙子问我:“爷爷,人民公社到底是好是坏?”我说:“孩子,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。那时候国家穷,外有强敌,内无积累,不组织起来,不集中力量,啥也干不成。公社有困难,有险滩,但它干成了几件大事:把农民组织起来了,把水利修起来了,把工业基础打起来了,把农村的教育医疗搞起来了。”
“没有人民公社那二十多年的积累,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。我们今天的好日子,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得来的。那些在水利工地上累倒的、在三线建设中牺牲的、在田野上默默耕耘的普通人,他们的名字没人记得,但他们的功绩,历史不会忘记。”
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我摸了摸他的头,说:“记住,不管什么时候,组织起来的力量,永远比单打独斗强。这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道理,也是人民公社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。”
窗外,夕阳西下,远处的水库波光粼粼,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用青春和汗水修成的。
它还在,我们就还在。

